新版《吴晗传》新在哪里

苏双碧、王宏志的新版《吴晗传》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吴晗传》曾于1984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，受到读者的普遍赞誉。半年之间印过两次。时隔10余年，由于史料的发现和作者视野的开阔，许多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历史事件可以说得更清楚、更准确，于是，激发了作者对《吴晗传》的重新修改。最近，笔者有幸读了这本书，感觉新版《吴晗传》更加丰富、严谨、可读，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历史负责，还历史于本来面目。

作者在新版《吴晗传》中说，之所以决定修订重版，一是读者“建议重印此书”，二是《吴晗传》出版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也受作者视野的限制，“写作时对一些较敏感的问题或有意避开，或有意绕道从略。”重版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之处。新中国创立后，吴晗经历两次最重要的政治事件，一是反右派斗争，二是文化大革命。这两部分原版写得很不够，新版修订时都做了较多的补充。

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，吴晗的两个亲属被划成右派，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，给人的印象是个“大左派”，反右派的知识分子。这种现象使很多人感到不理解，有人甚至因此贬斥吴晗。新版《吴晗传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这个现象：其一，吴晗自从1943年加入民盟以来，对共产党、毛泽东十分崇拜，从无二心。反右派是党和毛泽东发动的，他只有拥护。其二，1957年，吴晗刚刚入党，必须经受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。有人说，反右派斗争都反到他的两个亲属头上了，难道他就没有怀疑此中有错吗？对此，作者这样写到；对于吴晗来说，“这是属于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，很难揭示。吴晗的亲兄弟吴春曦，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。吴晗是个有感情色彩的人，对此，他诚然是十分痛心的。但他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上去，他只能愧疚他平时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。造成这种心理，仍然是出于他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任”。所以，作者在新版书中专设了“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”这个目予以阐述。这个标题揭示了吴晗当时的思想状态，是颇能引人深思的。

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，原版只写了1万多字，新版则扩展到八九万字，把许多问题阐述得比较清楚了。例如，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发表的过程，过去只说是林彪、江青炮制的。但这又和历史事实不符。林彪当时还没有被当“尊神”请出来，根本不可能参与炮制姚文元的文章。事实上，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、江青的《为人民立新功》、康生主持编写的《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》等对此都有较清楚的说明，批判吴晗和组织姚文元写评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。“文革”初期的上层斗争，是围绕着吴晗问题的性质而进行的。江青、张春桥认为吴晗问题是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。作者认为，他们给吴晗加上这种罪名，并不需要什么根据，因为它是一种政治需要。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，可称权威，批吴晗可以带出一大批所谓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吴晗又是北京市副市长，地位显赫，批吴晗可以带出“三家村”，带出北京市委和彭真。同时，吴晗又是一贯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左派，这种人也会“反党”，在群众中是会震惊的，因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好的突破口。至于写不写《海瑞罢官》，有没有影射彭德怀，这并不重要。事实上，运动的发展，从形式到内容都和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以及彭德怀没有多少关系，批《海瑞罢官》不过是当做一个引子而已。《北京日报》开始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，首先抵制的是邓拓。彭真同意不转载，也是按正常的党处理学术争论的原则来考虑的。作者认为，“文革”初期流行的所谓彭真对吴晗搞假批判、真包庇是根本不存在的。这样，新版《吴晗传》就把“文革”初期批判吴晗问题的来龙去脉揭示得比较清楚了。